卷一 经济与法律
清河

上一章: 下一章:清河国

努力加载中...

末节,但在我看来实则关系重大。

综上所述,清”这样的隐喻性暗示——与小说中纵情声色、吏治腐败、人伦败亡的污浊构成一定意义上的反讽,同时作者也基于自己的叙事目的和需要,整合自己走南闯北的人生阅历,调动文学想象力,拼合并建立了“清河”这样一个特殊的故事发生地。

小说中写陈敬济自清河出发,去临清码头照料酒店的生意,常常是骑着驴,身后跟着小伴当,三五日走一趟,说明清河距临清很近。而临清很近的一个县城,可以确定无疑。小说改阳谷为清河,其目的之一,在于拉近清河与临清的距离,为正面描述依托北运河而兴盛之北方商业经济社会,选择一个相对可信的地理位置。

《水浒传》写至第二十一回末尾,武松始出场。叙事由此转入武松正传,至三十一回作结,被称为“武十回”。武松是山东清河人氏,在家乡酒后伤人,躲在柴进庄多时。武松遇见宋江后,忽然思念家乡,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武大。路过阳谷县景阳冈,打死猛虎之后,他在阳谷县做了都头,探望兄长一节就此耽搁了下来。不意三二日后,武松于县前闲玩,遇见了卖炊饼的哥哥。原来武大因武松外逃,又娶了招蜂引蝶的潘金莲,在清河县“安身不牢”,已搬至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。

由此可见,“武十回”的主要故事,均发生在阳谷县,与清河无涉。那么,既然故事发生的地点在阳谷县,施耐庵又何必多写一个清河?在传统的章回小说中,这种实写一个、虚备一个的技法,通常被称做“陪笔”。所谓写一个,陪一个。惟其如此,叙事方显得阔绰自然,不至于板滞。这样的例子,在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中比比皆是,此处无需赘言。

由此看来,若依照历史或现实的实际地理状况来按图索骥,则不能不说,《金瓶梅》的地理设置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与悖谬。研究者要考证出故事的实际发生地,就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。

《金瓶梅》中的清河不是一个普通的县城,而是一个设立了包括卫所在内众多衙门的所在。守备、指挥、都监、提刑等大小官员在这里驻扎,皇亲、太监等各类达官贵人也息影于此;漕运发达,南北交汇,商业兴旺,店铺林立,街市阜盛;巨贾豪商、贩夫走卒熙来攘往,院中妓女、伶优、戏子、吹拉弹唱之徒招摇过市,南北商人、帮闲掮客、地痞无赖游走其间。种种物事,绝非一个地处穷山僻壤且有猛虎出没的小小阳谷县所能容纳。作者改易地名的这番苦心,自然就不难理解了。

小说中的地理与实际地理状况不合,自无足怪。小说家,尤其是传统章回体小说的作者,使用烟云模糊之法本来就是一大特权。在这一点上,鼓瑟、削足适履。无论是古典小说还是现代小说,作者当然会透过自己的经验描述或者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状况,但同时,这种描述又具有强烈的虚构性——它是一个“既是又非”的结构。

换句话说,为何一定要写清河呢?

而《金瓶梅》的两难在于:一方面要沿袭《水浒传》的故事展开叙事,不得不受到原作的限制,另一方面又希望摆脱传统章回体的既有框架,在描述社会现实方面另开新局。比如说,它将故事的实际地点移至北方经济重镇临清,表明作者在呈现明代商业经济活动影响之下的社会现实和伦理方面,有了全新的考虑。小说地理设置方面出现矛盾乃至悖谬,也反映了章回小说在发生蜕变时的复杂状况。

然而,若说《金瓶梅》故事发生地就是今山东河北交界处的清河县,似乎也有不小的问题。且不说《水浒传》中本来就有一个清河县——《金瓶梅》故事的起点,源于对《水浒传》情节的袭用,单从情节线索来说,《金瓶梅》中的武松于阳谷县打虎之后,即在紫石街安身,并未远徙。如果说临清就是故事的发生地,那么小说中的阳谷县及其周边的地理脉络又如何解释?

查阅宋明两代的相关史料,在山东境内,并无清河这样的县名。也就是说,《金瓶梅》的作者,似乎是随手从《水浒传》中借用了清河这个地名作为故事展开的地点。《明史·地理志》中确有一个清河县,也有一个临清州。清河县远在南方的淮安府,与阳谷县相距遥远,这里暂且不论,倒是原属山东的临清与《金瓶梅》之间的关系值得认真推究。因为《金瓶梅》中的清河县与临清距离极近,甚至互相重叠。

元代大运河正式开通之后,临清是运河航道最重要的枢纽之一,是经济繁盛、商埠云集、船只汇聚的大码头。《金瓶梅》对清河的虚构自然是绘声绘色,但对于临清的描述,却与历史上的临清若合符节,经得起严格的历史检验。《金瓶梅》作为中国唯一一部描述十六世纪商业活动与世情伦理的章回小说,临清显然是一个更为理想的舞台。《金瓶梅》行文中正面或侧面描述临清的文字甚多,到了后二十回,作者干脆将主要故事移到了临清。

  • 背景: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
  • 字号:   默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