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一 经济与法律
钞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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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临清钞关,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形值得我们注意。

西门庆与亲家乔大户共同出资一万两,让韩道国、甘出身去杭州贩卖丝绸货物,韩道国从杭州返回,未到家即差胡秀禀告西门庆:“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段绢货物,见今直抵临清钞关,缺少税钞银两,未曾装载进城。”西门庆稍后叫来了他的女婿陈敬济,示意他去钞关行贿:“后边讨五十两银子,令书童写一封书,使了印色,差一名节级,明日早起身,一同下去,与你钞关上钱老爹,叫他过税之时,青目一二。”至五十九回,韩道国押着十大车缎物来家卸货,西门庆问他:“钱老爹书下了,也见些分上不曾?”韩道国道:“全是钱老爹这封书,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。小人把段箱两箱并一箱,三停只报了两停,都当茶叶、马牙香,柜上税过来了。通共十大车货,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。老爹接了报单,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,就把车喝过来了。”西门庆听言满心欢喜。

从理论上来说,大运河至此已全线贯通。惟因航道狭浅,常遇枯水或黄泛决口“(比如1391年,黄河在原武决口,致使会通河的临清至济宁段因河道淤塞而荒废)”,每年漕运量不足十万石。至明代永乐九年“(1411)”,明成祖令宋礼修复会通河并引入汶水、泗水,彻底解决会通河水源问题,京杭大运河才算是真正开通。(〔清〕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二十四。)明代宣德四年“(1429)”,临清开始设置钞关。至此,临清的商业地位开始达到了它的顶峰。

《金瓶梅》屡次写到临清钞关,似乎有意以临清这个重要的商业都市为背景,全面展现当时社会的商业与经济状况,虽是小说家言,却有极强的写实成分,于史有据,于实可信。

万历时,朝廷设立了崇文门、河西务、临清、淮安、扬州、浒墅、北新、九江八大钞关“(除九江外,各钞关均分布于运河沿线)”。所谓钞关,即是向过往船只征收商税的关口。按《明史·食货志》记载,钞关收取的商税分为过税和货税两种,过税只计量船只大小修广,不税其货,惟临清与北新两钞关兼收过税与货税。万历年间,临清钞关每年所收税款高达八万余两,为八大钞关之首。

据史料记载,宋代临清虽已设县,但并无特殊经济地位。至元代大运河开通以后,它作为各类水系交汇之处,位于南北往来货船集散转运之地,政治及经济地位日益提升。1289年,元朝开通由东平至临清的会通河“(全长约二百五十华里)”,接通卫河;1293年又开通了由北京至通州的通惠河,连接隋代的大运河。从江南来的漕船可以由临清入卫河,再经白河至通州,由通惠河直达北京城内的积水潭。

其次,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虽拘囿于中国北方之一隅的临清,但其叙述视野却未受限制,遍及广袤的南方地区。作者立足于“清河”这样一个虚构的地域,实际上试图反映的,是包括南方乃至全国的一般经济及社会状况。临清钞关作为八大钞关之首,是北至北京,南至江南、湖广的重要枢纽。西门庆的货船从这里前往苏杭置办货物,从苏杭而来的商品也需要在临清发卖。如此一来,以北方的临清为基点,以运河航运为隐线,勾勒出了一幅深远广大的十六世纪中国东部经济地图。

首先,大运河至永乐九年才告正式开通,宣德四年明朝才在临清设立钞关,《金瓶梅》虽假托宋代,承续梁山故事之余波,却频频写到临清钞关,只此一点即可证明小说实际上写的是明代,从而使所谓“假托于宋,实写晚明”的说法成为不易之论。

钱老爹因收了西门庆五十两银子的贿款,任由韩道国以贵称贱,以远报近,以多报少。一个“喝”字,就使得这样一个钞关税吏既贪渎又蛮横的形象活龙活现。那么西门庆此次过税,到底应该交纳多少银子的税款呢?按照《明史》记载,依照明代“凡三十抽一”的税制来计算,西门庆这十车货物应纳税银三百三十三两,西门庆差不多只花了八十两“(行贿五十两,税钱三十两五钱)”,其中的五十两或许还有长远的人情考虑。此后西门庆每次在临清通关,均移书“钱老爹”,让他再次“青目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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