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一 经济与法律
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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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道说,鲥鱼就是朝廷还没吃哩!不是哥这里,谁家有?”

关于作者身份问题,后文还要涉及,这里暂不细述。

其三,作者本人或许就是一个走南闯北之人,很有可能是“经纪人”一类的角色,并时常与商人、职业和半职业的经纪人打交道。作者对西门庆的商业活动十分熟稔,对应伯爵、谢希大等帮闲的心理及口吻样态也描绘传神,若自身从未涉足此等事务,是很难想象的。

从叙事线索来看,小说的主要故事发生于山东阳谷、清河以及河北一带,应当没有什么疑问。不过,临清作为一个“商人走集、五方杂处”的“四达之国”,实际上也是南方文化、风俗、物产抵达北方的中转站。同时,因大运河之便,西门庆的商船和伙计们也常年游弋在外,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抵达南方各地购物经商。不仅如此,作品中也有多处故事情节直接于南方展开。除了小说末回,韩爱姐息影湖州寺院终老而归结全书之外,第八十一回韩道国请盐客游览“宝应湖”、第九十二回陈敬济在湖州贩了半船绸绢后前往严州府等情节,也都在南方发生。其中尤以第四十七回所描述的“苗青案”最为奇特。作者一反常态,让叙事脱离主要线索,另辟蹊径,再起炉灶,直接由扬州写起。随着人物的行踪,情节铺展从南至北,由扬州、淮安而至徐州洪、新河口。最后,随着人物在清河落脚,插入性故事与主体故事合二为一。

孟玉楼那张众人羡艳的八步雕花大床,就是南京出产;春梅要替陈敬济找葛员外家女儿做娘子,这员外也是开缎子铺的,走苏杭南京,陪嫁自然是“南京床帐箱笼”。至于杭绢、湖丝、苏绣、川扇之属,作品中更是随处可见。第七十四回,宋御史“(乔年)”在西门庆家偶然看到一座八仙捧寿的流金鼎,亦来自淮上。每逢生辰婚庆、迎来送往,在酒宴之上“筝排雁柱、歌按新腔”的戏子,也多是“海盐子弟”。他们所唱的戏文也多染南调,曲牌中也时常可以见到“驻马听”、“驻云飞”、“黄莺儿”一类的南方曲调。至于说到日常饮食,南方物产更是极一时之盛。

伯爵很会说话。此话奉承的对象,一为西门庆,一为黄四、李三。既暗示了礼物之稀缺、珍贵,也在夸耀作为商人的西门庆堪比王侯的豪奢生活。

应当说,虽然写北方而暗写南方,主要写北方而次及南方,直接描述北方而间接勾画南方,终至于南北合一:这样的线索设计,既是当时商业、交通、经济及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,也体现出作者不拘泥于局部地域、全景式把握社会现实的宏阔视野。

其一,作者为北方人,但曾在南方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。作品中涉及的风土人情,固然可以通过史志文献、道听途说而补足,但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口角逼肖,既有山东和河北方言,又杂糅了太多的南方方言。如果作者没有长时间的南北方两地生活经历,仅仅借助于文献、知识和传闻,是难以做到的。

据史料记载,鲥鱼被列为朝廷贡品,是明万历年代的事。但《金瓶梅》中写到鲥鱼的地方不止一处。它在西门庆家中宴席之上,已成为寻常之物。鲥鱼原为海鱼,每年春夏之交洄游至长江产卵,淮安、淮阴等地多有出产,而尤以南京至镇江长江段的品种最为优良。此鱼上市之时,天已渐热,故而极难保存。黄四送给西门庆的鲥鱼,由“冰湃”二字可以推测,此物在江南捕捞之后,用冰块保鲜,再转运到千里之外的临清,整个过程绝非易事。我们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漕运物流的发达程度,也据此可以想象当时南北方的物产经由运河航道往来穿梭的盛况。

比如说小说的第五十二回,黄四为答谢西门庆的借款之惠,送来了四样礼物,计有:一盒鲜乌菱,一盒鲜荸荠,四尾冰湃的大鲥鱼,一盒枇杷果。这些物品基本上产于南方,为北方罕见。否则的话,当应伯爵在现场见到这四样礼物时,就不会发出“还有活到老死,还不知此是甚么东西儿哩”这样的感慨了。尤其是鲥鱼,即便对见多识广的应伯爵来说,也都是稀罕之物:“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,吃到牙缝里,剔出来都是香的。”

南方,在《金瓶梅》中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,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和时尚符号。潘金莲虽有一句口头禅叫做“南京沈万三,北京枯树湾”,但当时中国的文化、经济和时尚中心,集中在南京、扬州至杭州的长江三角洲地区,也许还可以算上在明代经济地位极为特殊的淮安,以及丝绸业特别发达的湖州。不论是日常用度,还是器物工艺、文化潮流,《金瓶梅》中的南方,总是时尚、奢华与精美的代表。

正因为结论:

其二,作者为南方人,但常年客居于北方“(很有可能就是山东临清一带)”,这从作者对临清地理、城内街道、风俗人情的熟悉程度可以看出端倪。

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,漕运所带来的巨大便利,使得南北方的物产流通更为便捷,南方珍稀物产源源不断地转运北方。而当时商业的繁荣,也使一部分商人开始享有特权,商人的地位也悄然发生变化。在《金瓶梅》中,像西门庆这样的巨商大贾,实则已开始分享原先属于皇家的贡品。应伯爵在品尝由江南转运来的冰鲜鲥鱼时,曾对西门庆这样夸赞道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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