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一 经济与法律
人人皆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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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就连住在清河县的老太监,居然也经营着砖厂。如果再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、卖鸭梨的郓哥,《金瓶梅》中简直可以说是无人不商。

让人颇感奇怪的是,小说中对农事稼穑完全没有涉及,更不用说展开正面的描述了。在以农耕文化为主导、城市与乡村混杂交错的传统社会,这种修辞是颇不寻常的。这种人人皆商的极端化情景,反映了临清或以临清码头为依托的北方城镇经济的繁荣——南方的丝绸、稻米以及各类货物被源源不断地运来并转送到北方各地。同时,经济的繁荣也导致了商业意识的觉醒,极大地改善了传统商人“四民之末”的处境。在商业经济影响下,新的社会道德逐渐形成,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。

小说还写宣讲佛教教义,实际上不过是为了向吴月娘、李瓶儿和潘金莲等人兜售手里的经卷,念的还是典型的生意经。两人互相欺瞒提防,彼此攻讦,争风吃醋,打得不可开交。

作为一名商人,西门庆不仅从事长途贩运——所谓江湖走标船、东平纳香烛,其商船常年往来于南京、扬州和杭州一带,而且在清河本地开设了生药铺、绸缎铺、典当铺等诸多店铺,甚至还向官吏放债。家中呼奴使婢,骡马成群;钱过北斗,米烂陈仓;黄的是金,白的是银,圆的是珠,放光的是宝;也有犀牛头上角,也有大象口中牙。

当然,我们也必须看到,仅是一个特例,并不能反映整个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。同时,临清的经济繁荣也具有某种偶发性,它受到特定政治文化与时空条件的多重限制。大运河的开通以及钞关的设立等因素,是临清兴旺发达的先决条件。一旦这些条件发生改变——比如说明朝不久之后的覆亡、铁路和海运的兴起,临清的这种繁华也就很快烟消云散了。所以说,商业意识的觉醒也好,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好,人人皆商也好,它确实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中孕育出了全新的商业文化和价值观,客观上对传统社会形态造成了冲击,但并未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原先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和伦理格局。

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,是靠贩卖生药起家的,走的是川广一线。西门庆所交往的各色人等,除了官员与妓女之外“(其实官员和妓女所从事的也是商业活动)”,绝大部分是商人。小说开篇即写到“热结十兄弟”,包括西门庆在内的这十个人也几乎都是商人,或从事与商业有关的勾当。比如说应伯爵的父亲应员外就是开绸缎店的,伯爵本人明里是“帮闲”,暗中则是商业经纪人。而谢希大、吴典恩、孙天化、常峙节诸人,不是开小店铺做买卖,就是与官吏保债,充当商业中介人。至于何官儿、葛员外、张懋德、白四哥、汪东桥、钱晴川、李三、黄四之辈,自然都是典型的商人。西门庆的姻亲之中,如亲家乔大户、孟玉楼的哥哥孟锐,也都是商人。西门庆的家人伙计中,如来保、来旺、韩道国、贲第传、甘出身等人,也都是精明能干的商业买办。其女婿陈敬济原来扮演西门庆家大总管的角色,在西门庆死后,他与杨大郎合伙雇船前往浙江的湖州、严州做买卖,就算是后来破了产,居然也还是靠贩卖木炭、瓜子一类的小买卖为生。

小说中涉及的下层小贩更是数不胜数,他们之中,有卖扁食“(馄饨)”、馉饳、蒸饼、实心果子和瓜子的小贩,有卖胭脂、鲜花和装饰品的妇女,有手摇“惊闺叶”走街串巷的手艺人,也有如算命先生、磨镜人之类的角色。小说中的三姑六婆,如王婆、薛嫂、文嫂、张妈、冯妈、张嫂等人,也靠与人抱腰接生、做马伯六(也作“马泊六”或“马八六儿”,指的是为男女情事牵线搭桥的妇女。)、为男女“巫襄之会”做淫媒赚取佣金。这些人“开言欺陆贾,出口胜隋何”,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谋取钱粮。但这些媒婆、牙婆和虔婆,除了从事“收小放刁”一类的勾当之外,也有自己的职业。比如薛嫂兼卖花翠,王婆先开茶馆后开磨坊。文嫂家中居然也“供养着利市纸,有几个人在那里算进香账”,西门庆让玳安去求她办事,她居然让人骗玳安说不在家,可见她在生意场上混得不错,对西门庆的雇请不屑一顾。

《金瓶梅》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三百余人。除了妓女和西门庆的家族成员之外,作品的主要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,一类是商人,一类是官员。有些官员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商业活动——如周守备就出资在临清经营了“谢家酒楼”;有些人虽不从商,但也将官场视为赚钱牟利之具。可以说,《金瓶梅》中几乎所有的官员身上都散发着浓郁的商业气息。而西门庆既是商人又是官员——他以一个本色商人的身份,摇身而变为提刑所的副千户、正千户,执掌刑律。生活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读者,也许不难想见当年吏治的腐败以及权钱交易之风的盛行。

令人惊叹的是,关于这一点,在《金瓶梅》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和描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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