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一 经济与法律
白银货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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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说,自明代肇兴直至灭亡,银币制所导致的问题,特别是银荒问题,自始至终困扰着统治者。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·财计篇》中感慨说:“夫银力已竭,而赋税如故也,市易如故也。皇皇求银,将于何所?”(黄宗羲《明夷待访录》财计一,李伟译注,岳麓书社,2008年5月第1版,第151页。)因而发出了“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,其必废金银乎?”(同上,第148页。)这样的呼声。明代隆庆朝“应诏陈理财”的靳学颜甚至认为,天下之民,皇皇以匮乏为虑者,非布帛五谷不足,而是白银的供应量短缺。与黄宗羲一样,靳学颜对朝廷废钱而独用白银的国策,感到难以理解。(《明史》卷二一四,中华书局,1974年4月第1版,第5669页。)

三、银矿开采的成本、代价及其道德、政治后果。

洪武十九年后,银矿开采禁令稍有松弛,但实际的开采量极少。浙江七县之银场,一年向朝廷上交的银两,不过区区两千余两。

“一为矿盗哨聚,易于召乱;二为矿头累极,势成土崩;三为矿夫残害,逼迫流亡;四为雇民粮缺,饥饿噪呼;五为矿洞遍开,无益浪费;六为矿砂银少,强科民买;七为民皆开矿,农桑失业;八为奏官强横,淫刑激变。”

或者说,那些滚滚而来、滔滔而去的白银,又是从哪儿来的呢?

至宣德、弘治后,朝廷禁开银场之令几成一纸空文。“奸民”私开坑穴,互相杀伤;矿盗蜂起,屡禁不能止。贪吏趁机加紧向朝廷游说,索性由朝廷督开银场,利益归于中央。等到万历年间,朝廷大规模开采银矿之时,虽然“中使四出”,“无地不开”,因矿穴私采严重,矿脉久绝,所获甚微。更有贪官污吏借开采之名“横索民财,陵轹州县”。稍有德性的官员顾恤百姓,被以阻挠之罪,即行罢免。(同上,第1970-1971页。)

据《明史》记载,至明仁宗监国,货币体系的混乱局面已不可收拾。一方面朝廷禁止用银交易的法令越发严苛:交易用银一钱者,罚钞千贯;赃吏受银一两者,追钞万贯。但另一方面,禁令日益加剧了民间对于金银的崇拜,以至于民间实际上的私下交易“惟用金银”。到了正统元年“(1436)”,英宗迫不得已,开用银之禁,禁令一开,一发而不可收。遂出现“朝野率皆用银”、“钞壅不行”的状况。(《明史》卷八十一,中华书局,1974年4月第1版,第1964页。)

明代社会经济的大规模发展,与作为统一货币的白银供应不足,构成了根本矛盾。从表面上看,明代经济的主要难题是“银荒”,但实际上,问题要复杂得多。关于这一点,我们后文还要加以讨论。

他最后的结论有点危言耸听:““(如果不加以阻止,)”虽倾府库之藏,竭天下之力,亦无济于存亡矣。”(同上,第1972-1973页。)

按照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·财计》中的描述,中国古代征收赋税乃至商品交易,多用粟帛。三代以后,铸钱与粟帛互为补充,直至唐代,始终维持着钱、帛同时使用的局面。黄宗羲认为,唐以前的赋税和民间商业交易,与金银没有什么关涉。自宋代开始,出现了以金属“(铜铁)”铸钱为主、纸币为辅的局面,而绢、帛作为货币的功能则逐步丧失。白银虽然也开始少量进入流通,但仍以钱币为重。(黄宗羲《明夷待访录》财计一,李伟译注,岳麓书社,2008年5月第1版,第148——151页。)

在品写到以铜钱作为交易货币的地方极其罕见,更不用说纸币和“宝钞”了。西门庆一家经手之白银,按粗略估算,即可达十五至二十万两。小说所描述的以白银作为主要交换货币的情形,正符合明代中后期的经济与货币状况。

《金瓶梅》中多次提到的钱铺和银行“(指的是从事白银兑换的店铺)”,当为不同成色白银“(包括钱币)”之折算、估价和兑换的场所。但不管怎么说,在《金瓶梅》所描述的世界里,白银是首屈一指甚至唯一的流通货币,则是明显的事实。而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中,白银逐渐成为主导货币,也是史学界的普遍共识。

当然,虽说在买卖和流通过程中,次差异。小说第一回,西门庆“热结十兄弟”之时,按约定,兄弟们每人都须交纳“分资”,以备结拜之日的花销。花子虚最大方,他送来了一两“分资”,而且是“一两无虚”,表明他的银子成色很好;而应伯爵只拿来了一钱二分的银子,且只有80%的成色,算起来还不足一钱。至于其他的那些个弟兄,有送三分的,也有送五分的,不仅吝啬小气,而且银子的成色极差。吴月娘当即嘲笑西门庆说,他的那些狐朋狗友送来的份子钱,“都是些红的,黄的,倒像金子一般”。想必只是一些含银量极低的铜罢了,与西门庆在正式和重要场合使用的官银、纹银或雪花银不可同日而语。这固然说明了当时白银开采、冶炼技术的高低以及来源渠道方面的差别,导致银子的成色不同;同时也反映出,不同成色的银子在市场或日常生活交易流通时,其实际价值和购买力有很大的差异。

白银作为货币在市场上合法流通,始于元代。元代的货币政策,将统一发行的纸币与作为保证金的现银联系起来,纸币和白银同时进入流通,两者可以互相交易。明兴之后,朝廷一方面沿袭了元代的纸币制度,实行钱、钞兼行,大力推行所谓“宝钞”,并有意减少铜钱的供应量,与此同时,朝廷明令禁止金银在市面上流通。百姓可以用金银向政府兑换纸币,但不允许民间以金银私自交易。与元朝不同的是,明朝将纸币的发行与现银准备金脱钩,导致了纸币的滥发和贬值,整个金融系统很快崩溃,纸币的信誉更是一落千丈。

《明史》也认为,明朝最终之覆亡,实兆于此。

一、中国的白银储量;

“土地所产,有时而穷。岁课成额,征银无已。言利之臣,皆戕民之贼也。(《明史》卷八十一,中华书局,1974年4月第1版,第1970页。)”

二、开采及冶炼技术;

问题是,朝廷一纸明文宣布白银可以合法地成为流通货币是一回事,而白银得以像《金瓶梅》中所描述的那样实际上成为唯一的货币则是另一回事。其中的关键,在于白银的实际供应量,是否能够满足将白银作为主导流通货币这一需求。这其中至少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:

关于明代白银储量以及勘探、开采及冶炼技术等方面的情况,文献记载不多,但当时的采矿及冶炼技术十分低下,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——成化年间,朝廷开湖广金矿,二十一座金矿每年使用民夫五十五万人,死者无算,最后只炼得黄金三十五两,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。另外,就银矿开采的政治后果而论,明代统治者屡申禁令、不敢轻言开矿的考虑是有道理的。在朱元璋开国之时,即屡有大臣请开银场,而太祖不为所动,仍严令禁止。他的理由是:

由此可见,万历后全国性的金银开采,不过是给了贪墨横暴官吏搜刮民财、凌辱百姓的机会而已,出现了“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,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,率役围捕,辱及妇女,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”(《明史》卷八十一,中华书局,1974年4月第1版,第1972页。)的局面,乱象丛生,酷掠横行。为此,河南巡按姚思仁上疏极言开矿之弊:

话又说回来了,我们在阅读《金瓶梅》的时候,不仅没有感受到白银供应短缺的问题,相反,小说中写到的清河或临清,就不啻是一个大银窖——白银的流通,动则百千巨万,所谓钱过北斗、金银遍地的盛景,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

明代经济的繁荣,特别是运河开通之后的商业繁盛,在纸币的信誉日渐低落的前提之下,使得朝野上下对于作为传统硬通货的金银的需求,出现了大幅度增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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