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二 思想与道德
伦理学的暗夜

上一章:色情问题 下一章:自然、本然与虚无

努力加载中...

我们知道,尽管

我们知道,在《金瓶梅》中,精美的饮食同样得到了非同一般的强调,旺盛的食欲总是与淫乱的能力互为表里。当西门庆食欲减退,只能喝粥或喝汤时,他的身体随之变得衰弱,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。

在萨德的《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》中,四位淫乱者身处森林深处的城堡中,和他们的性奴们一起与世隔绝。在罗兰·巴尔特看来,这座人迹罕至、飞尘不到的隐秘处所,具有童话般的性质:陡峭的山峦,只有独木桥可通行的绝壁、围墙与深沟,甚至还有令人惊恐的大雪。(罗兰·巴尔特《萨德》,《罗兰·巴尔特文集》,李幼蒸译,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1年8月第1版,第2页。)这些纵乐者除了睡眠和饮食之外,照例是一刻不停地进行着鞭打、肛交、残酷的肉体折磨、吃粪等各种疯狂的性虐。阅读这部小说或观看由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所改编的同名电影,我们不难发现,所有的性虐过程,似乎都是一幕幕预先经过彩排的戏剧。华美的舞台布景、服装和道具,都具有某种梦幻般的舞台效果。小说中不厌其烦加以刻画的精致美食,则与性放纵相辅相成——为这些纵欲者所安排的饮食,必须能够迅速补充精液的消耗,同时能够使那些受虐女子变得肥胖,为变态狂提供“圆润丰满”的阴道。某些食物能使受虐者产生催眠效果,另一些则会人为地导致腹泻,以便施暴者满足嗜粪之欲。

不过,对统治者“(书报审查机构)”来说,或许真正危险的并非是色情,而是对色情的想象以及乌托邦式的写作。萨德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,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。他两次被判死刑,三十八岁之后受到了永久的监视与囚禁。在贵族主导的历史时期,他被关在巴士底狱的时候,还有机会“疯狂地写作”,通过仆人将作品带出监狱之外去发表“(电影《鹅毛笔》演绎了这个传说)”。而到了资产阶级上台,他与墨水、与纸张的关系被彻底斩断,意识形态机器转而宣布他为疯子。也许萨德只有通过偶尔被允许的“狱中散步”,在大脑中构思并阅读那些匪夷所思的小说了。应当说,萨德笔下的性虐事件,与

比如说笛福“(Daniel Defoe)”的《摩尔·弗兰德斯》、约翰·克莱兰“(John Cleland)”的《范妮·希尔,或一个荡妇的回忆》、努加雷“(Pierre Jean Baptiste Nougaret)”的《沦落风尘的村姑》等作品,都无一例外地以道德训诫和说教,作为“情色”的外衣。即便是狄德罗《拉摩的侄儿》这样的“反道德小说”,也设置了一个狄德罗与“侄儿”的对话结构——叙事者所扮演的,是一个道德说教者的角色;而“侄儿”的言行所呈现的,则是具有强烈叛逆性格的“恶”和“异化”。

我们套用西蒙娜·波伏瓦的概念来说,在中西方不同的历史进程中,都出现过一个被称为“伦理学暗夜”的时期——西方社会公开质疑上帝及其基督教伦理,中国则是质疑程朱理学及其世俗化的社会道德。两者的出发点都是大规模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价值和道德困惑。在新思想冲决旧有的道德藩篱的过程中,它需要一种既维护旧道德“(主要是策略上的说教)”,同时又让新的思想观念得以出现“(多半是以“恶”的形式)”的矛盾结构。我们知道,黑格尔在解读《拉摩的侄儿》一书时,一眼就看出了前者“(道德说教者)”的惺惺作态,而认为后者“(赤裸裸呈现的“恶行”)”才是狄德罗作品中唯一重要的东西。

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。但我想,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是:欧洲十八世纪的情色小说“(除极少数的例外,如法国的《好家伙修士无行录》)”,绝大部分都署上了作者的真名,即便他们在描写色情时处处小心翼翼,因书籍被禁而遭逮捕入狱的事也时常发生。而中国明代的色情小说则一律是匿名写作,作者写作这类作品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色欲想象与好奇,刻诸枣梨以获利。

尽管萨德笔下的暴虐、乱伦、性倒错乃至杀戮是如此的令人瞠目和惊怵“(萨德不仅是西方“黑色小说”的始祖,甚至是弗洛伊德的先导)”,但罗兰·巴尔特却认为,萨德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“色情作家”。他的那些“色情”,至多不过是一些语言或文字上的游戏——它并不是对尘世生活中性乱的反映,而仅仅是一种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空洞想象。与其说它是色情,还不如说是色情修辞;与其说它是可能之事,还不如说是一种恶作剧式的舞台场景的组织和连缀“(萨德本人是总导演)”。(罗兰·巴尔特《萨德》,《罗兰·巴尔特文集》,李幼蒸译,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1年8月第1版,第12页。)比如说,“他在两分钟之内给了我一百二十次高潮”这样的句子,并不指向一个事实,而仅仅具有某种修辞或象征意义,在现实生活中是绝不可能发生的。正因为如此,罗兰·巴尔特将萨德的作品,视为一种深思熟虑的“非现实主义”寓言。(同上,第22页。)

若把十八世纪欧洲所谓的情色文学,与中国明代的色情小说做一个对比,我们就会发现,西方情色文学在《绣榻野史》、《欢喜冤家》、《痴婆子传》这类作品面前,简直就像是一个青涩而害羞的小学生。这些作品连性器官都不敢实写,而仅仅由比喻来暗示,其因色情而遭到禁毁,往往令后世的读者困惑不解。

顺便说一句,将萨德描述成某种意义上的“社会主义者”是完全错误的。他固然要求建立一种全面的“社会主义”,来废除私有财产,但他又矛盾地要求在这个社会中保留自己的城堡和土地。他呼吁社会主义,是出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“孩子式”的反抗。这样一个处处受到伤害和羞辱的旧贵族,唯一能做的事,就是在纸上建立一个孤独的、与世隔绝的剧场和乌托邦,通过变态的性虐来维持君主权威的幻觉。

在《金瓶梅》中,西门庆临死之前,曾可怜而伤感地拉住潘金莲的手,满眼落泪地对她说:“我的冤家,我死后,你姐妹们好好守着我的灵,休要失散了。”西门庆一生的理想,或许就是拥有一个巨大的花园,让众多的姐妹都环绕在自己身边,长相厮守。他一面在物色各种美女,并把她们弄到家中;一面盖造园林,让花枝招展的女人簇拥在自己身边,纵情享乐。《红楼梦》中的大观园可以视为西门庆宅院的改建与扩大。它既在尘世之中,又在尘世之外,仿佛是“人迹希逢,飞尘不到”的太虚幻境在人世间的投影,与外部世界既保持着联系,又相对封闭独立。

由大观园,我们几乎立刻可以想起萨德的那个远离尘嚣的拉科斯特城堡——在这个城堡中,萨德建立了一个与世隔绝的“淫荡天国”。当然,我们或许还可以提到,当明末《春梦琐言》的作者需要为笔下的性爱男女找到一个理想的性交地点时,他马上想到的就是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,其“理想国”的规制与景物,与陶渊明笔下的“桃花源”十分类似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像《摩尔·弗兰德斯》或《范尼·希尔,或一个荡妇的回忆》等情色小说,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主人公独白或回忆的方式,即第一人称叙事,通过主人公自己回忆性的陈述,来向读者披露其“堕落”的历史。不用说,这种叙事方式与奥古斯丁以来就流行的“忏悔录”体,有着很深的关系。事实上,“忏悔”本来即是一个理想的“矛盾结构”——忏悔是对道德的维护“(一种隐藏得很深的自我保护)”,而忏悔的内容,往往才是作者真正的意图所在。如果说西方文学的第一人称叙事是由十八世纪的情色小说“(包括“忏悔录”文体)”而发端的,恐怕并非无据。有意思的是,与 《范妮·希尔,或一个荡妇的回忆》一样,明代万历年间的《痴婆子传》,竟然也采取了第一人称的“予”,通过主人公阿娜的回忆来讲述其一生的淫荡史。奇怪的是,这种第一人称叙事的手法,在明代的小说创作中不过是昙花一现。

但是在萨德的作品与《金瓶梅》之间,并非没有值得我们关注的思想或价值共同点。

西门庆的宅院虽然不像萨德的城堡那样远离尘嚣,但却并非没有“乌托邦”性质。萨德的乌托邦崩溃之后,他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监狱;而西门庆则是迅速走向自己的死亡。在西门庆的全盛期,他想要的女人可以尽数到手,背叛他的人“(如李桂姐)”也会向他认错,重归他的麾下,并接受他的保护。不过这同样是一种幻觉。黄氏、蓝氏无声的拒绝,则轻易地让他的梦幻世界瞬间倒塌。因此,《金瓶梅》中的乌托邦世界,是处于上升期的新兴阶层的“南柯一梦”。

西门庆与萨德及其笔下的主人公一样,都具有强烈的反道德倾向。他们从根本上憎恶美德,藐视法律。萨德的反道德和藐视法律,是因为他的贵族梦正随着上帝的死去而衰歇,他在无所适从之中通过想象的恶作剧方式向这个社会发出抗议,通过变态的扭曲和戏仿,来对这种异己的意识形态进行嘲讽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西门庆的行为也是玩世不恭的、恶作剧式的,他对道德与法律的不屑一顾,源于他新兴阶层志得意满的权力幻觉“(在

作为正在没落的贵族阶层中的一员,萨德对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既憎恶又恐惧。他不愿意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共享权力,但又无能为力。因此,作为一个暗喻,在两性关系中平等的、共享的性享乐,也让萨德感到厌恶而不能接受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任何共同分享的快感,都是不能接受的。这是萨德式暴虐“(即透过不平等的虐待获得快感与满足)”产生的重要原因。当然,在私生活中,萨德本人也只有通过频频光顾妓院去虐待妓女,才能重温贵族阶级正在失去的统治权,他所付出的报酬,正是对“暴君角色”或“贵族身份”进行赎买的佣金。我们在福克纳《喧哗与骚动》的那个昆丁身上,也能清晰地看到贵族庄园制被破坏后,给他造成的某种“性倒错”。

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,在欧洲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中,就找不到一部堪与明代“禁毁文学”相媲美的真正意义上的“色情小说”。在这里,我们或许应当提及法国作家萨德“(Marquis de Sade)”的作品。不论是对社会道德攻击的激烈程度,还是其色情描写的大胆,萨德都堪称是十八世纪欧洲情色文学首屈一指的典范。

  • 背景: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
  • 字号:   默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