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一 经济与法律
南北方社会风习之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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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蒲松龄“淫史”之讥诮,细绎

在这里,陈寅恪将工吟善谑、往来飘忽的河东君“(柳如是)”,比附于蒲松龄笔下来往无踪、风流放诞的妖媚狐女,虽说是忽发异想,但也十分贴切,令人发笑。然而,这段文字中亦隐含着这样一个大判断:作为北方人的蒲松龄,尚在梦寐遐思之余,聊托灵异狐怪来想象理想中之女性,殊不知,在当时吴越之苏、杭、松、嘉一带,如松龄笔下狐魅一般风流放诞之女性“(比如柳如是)”,已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之人。她们与名士胜流公然往来,早已是稀松平常之事。南北方三百年前社会风习之歧异,由此可见一斑。

然而在距离淄川两百公里之外的临清,情况则完全不同。单以达官贵人之府,往来飘忽,从不避人耳目,甚至还与吴月娘、李瓶儿这样的显贵“名媛”以母女相称。与柳如是相比,这些妓女虽不“工吟”,但若说到“善谑”,则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些人虽没有柳河东吟诗作赋的旷世之才,但也会唱一些戏文小曲,兴会淋漓之际,亦能裂石绕梁,响遏行云。

至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,在陈寅恪看来,是源于常熟、盛泽等江南地区丝绸业发展而带来的经济繁荣,源于由“地方丝织品之经济性”而导致的社会风气“(特别是道德风气)”的巨大变化。

陈寅恪先生在解释《聊斋志异》为何出现于三百年前的中国北方时,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:

陈寅恪先生晚年病目之后,孜孜于《柳如是别传》的写作,替一妓女作传,为当时及后来的许多学者所不解、骇怪乃至诟病。然而陈先生“以诗证史”且别有寄托的研究“(写作)”方法,实则开启了一代风气。不仅是诗词,陈寅恪晚年对小说也多有留意“(比如说他对《再生缘》的考证)”。至此,文学文本与所谓的“历史事实”之间的复杂关联,终于被作为一个问题首次提了出来并付诸实践。

陈寅恪不仅注意到明代风习的巨大变化,且明确说明这种变化实由经济繁荣所推动,可谓目光如炬。再者,当时的中国南方社会,其经济之发达,市民阶层之富庶,社会风气“(特别是男女交往的风习)”之开化,均远胜于北方。陈寅恪的这番推论,大体上可以成立。尤其是考虑到蒲留仙所生活的淄川“(今山东淄博)”为闭塞之地,他于穷愁无聊之际,发奋著书,不得已而将心目中冲破陈规陋俗、敢作敢为的女性,托之于狐怪梦寐,似乎也顺理成章。

那么,蒲松龄所说的那部“淫史”究系何指?

在此,蒲松龄借“异史氏”之口,流露出对当时世风之变的忧愤。公然称妻子为太太,在留仙看来是世风日下的一个明显例子,作者因而大为不满。他的意思是说,在过去,只有缙绅之母可以有“太太”之称,将妻子称为太太的,只有“淫史”中的林太太、乔太太罢了,其他的例子没有见到。这段话饱含讥讽,语调颇为不屑。

在《金瓶梅》中,西门庆因与乔大户结亲,称亲家女眷为“乔五太太”或“乔太太”,故而书中也有“因结亲月娘会乔太太”这样的回目。而在六十九回,西门庆因垂涎于王三官妻子黄氏的美貌,前去拜见王三官之母林太太,并与风韵犹存的林氏成其好事。至七十八回,两人再度会面并交媾,回目也变成了“西门庆两战林太太”。

“异史氏曰:世风之变也,下者益谄,上者益骄……若缙绅之妻呼太太,裁数年耳。昔惟缙绅之母,始有此称;以妻而得此称者,惟淫史中有林乔耳,他未之见也。(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卷八,《夏雪》。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9年9月第1版,第1057页。)”

这里的疑问是:1949年之后,以遗老自况的陈寅恪,会不会去读以淫史秽书著称的《金瓶梅》呢?

中国自唐宋以来,虽有文人雅士携妓纵酒、狂放不羁的风尚,然而,风流雅事之男女主角,大多也局限在政要名流和士大夫阶层。关于这一点,唐宋诗文、戏曲、传奇中皆有所反映。宋元以后话本大兴,描写男女私情的小说和戏曲竞相出现,预示着两性交往之道德观开始发生进一步蜕变。不过,男女交往风习发生重大转折,风流放诞之狐女成为陈寅恪所说的“篱壁间物”,蔓延至商人乃至普通人阶层,并最终导致新的道德出现,当自明代肇始。大量色情小说在明代的出现与泛滥,就是其重要表征之一。

“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,大都妍质清言,风流放诞,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,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,遂发遐思,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。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,此辈狐女,乃真实之人,且为篱壁间物,不待寓意游戏之文,于梦寐中以求之也。若河东君者,工吟善谑,往来飘忽,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,虽可发笑,然亦足藉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。(陈寅恪《柳如是别传》,三联书店,2001年第1版,第75页。)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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