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一 经济与法律
同心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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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勘合贸易”也好,海盗走私也好,从日本输入中国的不仅有小刀和扇子一类的工艺品,还有大量的白银。在弗兰克看来,中国与日本及周边国家的纳贡贸易体系,年代久远,不仅辐射至东亚和南亚,实际上也是一个更大的非洲——欧洲——亚洲贸易网的组成部分。而到了明清之际,欧洲人开始把盛产白银的美洲纳入该体系。因此,“美洲的白银或者通过欧洲、西亚、印度、东南亚输入中国,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。”(贡德·弗兰克《白银资本》,刘北成译,中央编译出版社,2000年3月第1版,第167页。)由于中国的白银短缺“(特别是由于张居正的“一条鞭法”采用的白银税制,中国工商业的繁荣对金银的要求成倍增加)”,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附着世界各地的白银。通过所谓的中国——马尼拉——墨西哥的贸易航道,美洲的白银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,使中国成为一个天然的“秘窖”和白银最终的“天然中心”。(同上,第166——169页。)

在《金瓶梅》写作的那个年代,在以中国南方为中心而波及北方、东南亚乃至于南美洲和欧洲的经济贸易“同心圆”中,海外白银大量输入中国,显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但当时日本出口到中国的白银,比从太平洋上运来的美洲白银要多六到七倍。(同上,第206页。)因此,我们如果据此判断,《金瓶梅》里那些虚构人物“(如西门庆)”所使用的白银中,有相当部分来自日本,也许并不完全是一种玩笑性的推测。

因此,明代的白银短缺问题,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或金融问题。从根本上说,它也涉及到明代的政治、思想、法律以及社会管理体系。全球格局的重大变化,特别是经济格局的变化,迫使中国自明代开始,出现了微妙而深刻的社会转型。传统道德、法律及社会管理模式与经济发展的惯性和动能之间,产生出极大的冲突和矛盾。而所有这些方面的冲突和矛盾,在《金瓶梅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。

从朱纨的这段话中,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沉痛的所指——即中国南方海洋贸易集团“(比如新安商人)”走私贸易的规模以及他们在所谓的“倭乱”中所扮演的角色。因此,虽然一般来说,“倭乱”之平息可以看成是戚继光、俞大猷在军事上的胜利,但明朝统治者重新恢复了航海贸易,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。

明代的经济繁荣,随着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及北方女真人的南下而崩解,这当然不是弗兰克所关心的问题,却是黄宗羲、顾炎武等人在明亡之后所要面对的现实。正如

合法的纳贡贸易,被称为“勘合贸易”——由明政府向日本足利义满幕府发给“勘合”,而没有取得“勘合”的商船则为海盗。顺便说一句,据《明史》记载,日本的“朝贡使团”在从宁波前往北京的途中,经过

贡德·弗兰克的《白银资本》,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东方,确立了中国在1400——1800年间世界贸易体系中首屈一指的中心地位,这或许是一个事实。但问题是,欧洲何以后来居上?弗兰克的解释是:欧洲仅仅通过美洲白银的输入,就轻易地平衡了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,从而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。换言之,既然中国的白银输入使得大量资源或财富外流,那么在元代已经开始有效发行纸币的情况下,明代的“白银崇拜”是如何出现的呢?另外,就算是中国一度取得了世界中心的地位,可是这种中心的地位为何又突然丧失了?

很显然,弗兰克的这个“同心圆”,与我们在

“纳贡”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怀柔政策,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。对于明代统治者来说,接受纳贡,在经济上其实是很不利的——宗主国向朝贡国偿付数倍于贡品的物品和金钱,给朝廷财政带来相当大的压力。正因为如此,明朝政府从现实考虑,尽量控制、压缩朝贡的规模,也在情理之中。到了后来,朝廷甚至不得已而采取了闭关绝贡的极端政策。当然,这一政策的政治后果非常严重。对北方瓦剌的马市的限制或冷淡,是导致“土木之变”的重要原因;而对日本采取闭关绝贡,则与十六世纪的倭乱有明显的内在关联。“绝贡”直接导致了海盗的猖獗,这一点,并不难以理解。《明史》中说,真正的日本人在所谓的“倭寇之乱”中,其实只占到人数的十分之三;而《洋防辑要》则认为,“真倭”只占到“倭寇”的十分之一,大量的中国沿海不法商徒混迹并聚啸其间。因此,严令禁海的明代官员朱纨在自尽前给朝廷的疏文中说:“去外国盗易,去中国盗难。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,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。”(〔日〕陈舜臣《中国历史风云录》,陈亚坤译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年第1版,第345页。)

德国学者贡德·弗兰克在勾画1400——1800年间的世界经济地图时,看到了另外一个“同心圆”。它是以中国长江流域或中国南方作为最核心的一圈——中心位于苏淞地区的太仓“(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)”一带,然后辐射至东亚朝鲜半岛和日本、中亚以及东南亚的更为广袤的地区。它的外围,甚至扩散到欧洲和南美洲。

但问题是,有明一代,海上运输和海上贸易,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到了十六世纪中期以后,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发展加速,明显活跃。明代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之先进,由于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的存在,是不用怀疑的。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也提醒我们,在明代的海洋贸易中,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被滨下武志称之为“纳贡贸易体系”的中国——日本——东南亚贸易通道和网络。也就是说,所谓“纳贡”,不过是名目而已,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商业贸易体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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